进入二十世纪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惊人进步使得人类生活方式为之一变，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具备了现实可行性。
倘若结果无价值论承认违法性的判断应着眼于最有效地保护法益的准则，则鉴于偶然防卫的行为具有对未然法益的侵害危险，将之当作不可罚的不能犯的见解[80]在逻辑上也并不自洽。而在紧急避险中，结果无价值论基于社会功利的单纯考虑，纵容人们随意侵犯他人自治的领域，甚至容许以牺牲他人生命的方式来进行避险，容许警察以保护被害人生命和尊严的名义而对犯罪嫌疑人使用酷刑。
按照一般的理解，法无需向不法让步指涉的是社会权利面向的法确证（Rechtsbew?hrung）的内容。尤其是，它对作为利益衡量核心之所在的制度利益的深入挖掘，以及要求在利益衡量时，对当事人利益的衡量应以制度利益为参照物或坐标系，而对制度利益的解读与评价，则需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参照物或坐标系的见解，[71]不仅避免了仅着眼于当事人利益的狭隘的利益衡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实质论导向所带来的主观性。一般人标准与法益主体标准，涉及的是社会整体的视角或法益主体的个人视角之间的分歧。比如，A在结冰的路上驾驶车辆，并未违反任何交通法规，但由于路面打滑致刹车失灵而撞向B, B明知A出于无意，在能够轻易闪避的情况下，仍拿手中的长柄雨伞给予A致命的一击，致A当场死亡。正如弗莱彻所言，没有人会坚持认为，正当程序的宪法要求仅仅意味着最大化的功利，而德国法律传统的最高价值——对法和法治国的维护——仅仅有赖于特定情境下对最大利益的选择。
在行为人甲杀死被害人乙的场合，对行为人的处罚就不可能是为了保护涉案主体的具体的、现实的法益。未然的不法侵害人的利益。尽管目前对于此种侵权形式的类别归属及其所涉损害性质的认识尚有争论[7]，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暴力威胁侵权一样，均为故意侵权，所侵犯的法益均为受害人的精神利益。
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与我们对于英国法一向保守的传统映象似有不同的是，现代英国损害赔偿制度蕴含了有利于人的精神利益实现的成熟机制。具体而言，是指各种可归因于外在非正常经历所引起的神经损害症状，其临床表现主要有：（1）睡眠障碍。如果将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定位于第二种，则应将精神损害赔偿与受害人的主观意识挂钩。但在1997年的Hunter v. Canary Wharf Ltd.案[9]中，法院却倾向于后一种救济路线。
（2）无法克制的重复行为。此类侵权的早期类型是对他人土地权属真实状况的诋毁，后扩及对所有动产、经营者的商誉、个人婚姻状况等的诋毁。
二是精神伤害须伴有身体上的不便与不适（physical inconvenience and discomfort）。更何况诸多接近度要件亦可能会招致专断和不切实际的指责，尤其是当医疗上已经承认以下事实时，更是如此：对于那些与第一受害人有着亲密关系的人来说，仅是获悉意外死伤消息的事实便足以触发精神疾患。[11]神经损害问题因侵权行为的主观状态，一般被列为过失侵权加以讨论。（二）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条件 精神损害赔偿在英国亦主要被视为侵权法上的救济制度。
此种赔偿的数额一般均极小，判处这样的赔偿是为了表明这些所谓的损失或损害只不过是技术性的{20}，其意义实际上仅在于一种宣示，以此种形式表明权利之存在，表达尊重权利之观念，补偿被害者所遭受的现实损害（as compensation for the actual damage）。毋宁说，英国法中的精神利益保护乃是一种内置式保护法，主要借助在侵权法本体中的嵌入，保证人的整体价值的实现。在错误拘禁案中，英国法出于对人身自由的严格保护立场，对受害人适用极轻的举证责任规则。其理由：不能感知的受害人其实与在事故中立即死亡的受害人无异，既然英国普通法对后者不予赔偿[2]，那么对前者其更不应赔偿。
第二，能够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应由配偶、父母、子女进一步延伸至未婚伴侣、同性恋者以及能够证明与死伤者有亲密关系的朋友。See Bone V. Seal [1975]1 AU ER 787。
而安宁利益是人基于安全价值而享有的最根本的人权利益之一，某种意义上，它具有终极性和物质上的不可替代性。高等法院以《欧洲人权公约》仅适用于个人数据信息保护而不适用于法人为由，驳回了 Dixon 提起的侵犯隐私权之诉。
同时，法人是否享有数据信息隐私权的问题业已进入司法裁判的视野[1]。有观点认为，西方社会勃兴的女权运动促成了对于神经损害问题的法律关注，最终影响着神经损害救济规则的设计。在有关神经损害的第一个获得赔偿的判例{41}中，发展出给予神经损害赔偿的最初限制规则，即所谓的康迪限制（Kennddy limitation）规则，其基本意旨为：出于对自身将遭受迫在眉睫的身体损害的合理恐惧所致的神经震撼，才可获得赔偿。因而，在英国法中，多数救济虽然以物质手段为主，但借着各种名义，该种物质补偿往往能够在数额上超过受害人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此种努力无论对于概观英国法精神利益保护制度全貌，抑或作为相关深入研究的基础，均是有意义的。1992年，上议院系统总结了以往判例经验的得失，创立了一直适用至今的Alcock案[15]规则。
英国法律委员会1998年的立法建议报告显然持一种较为折衷的立场，其主要建议为：第一，在存有亲密感情关系情况下的适用应取消Alcock案规则中的第二、第三条限制标准。在该委员会近来提交的有关非金钱损害的咨询报告（Law Commission,1995a）中，法律委员会明确坚持主观衡量标准。
英国人传承着古罗马法所有判决皆涉钱的观念，以其形式各样的物质补偿机制表达着对于损害的特殊理解。与本文讨论主题相关的问题是：诋毁同时造成物质和精神损害时，是否将其中的精神损失作为单列项目予以赔偿？对此，英国法律界看法不一。
在此案中，原告依约根据被告对拟购房屋质量所作的鉴定报告购房后，发现房屋须要大面积修缮，与报告书中所称的良好状况相去甚远。所可凭借的法律依据是衡平法上的诚信违反之救济规则，该规则对个人诚信信息提供保护，从而通过将演员接受手术的个人信息解释为诚信信息的方式，对其隐私利益进行保护{13}。
这显然未将神经损害视为完全迥异于精神损害的概念加以阐述。对此类受害人，被告均应对其神经损害负有关注义务，应予承担责任。比如，在现在的美国司法实践中，即出现了无限制地增加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力图以其完全取代惩罚性赔偿从而追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目标的现象{26}。因此，英国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条件亦是因适用情形而有不同。
但诽谤法同时又非常关注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只有当被告没有恶意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诽谤法中特权资格和公正评论来进行抗辩{4}。故意侵害经济利益之恶意诋毁（malicious falsehood）指以口头、书面或者其他方式向第三人散布关于某人财产或人身的虚假信息，意图造成该人损害。
在实现对于人的精神利益的法律保护上，英国法以其判例法传统奉献了特有的法智慧。然而，如很多年前美国学者Thomas Atkins Street曾预言的那样：将精神损害赔偿视为一种寄生的损害赔偿，这仅是将其承认为一种独立责任基础的前兆，下一步即是承认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这并不影响英国法对于人的精神利益的充分保护，只能说明其对精神利益的保护并未局限于法定权利的前置模式，而是因应主体利益诉求的实际需要，随机地、概括地予以保护。笔者赞同以上第二种观点，因为即使将惩罚性赔偿的全部功能定位于惩罚与震慑，但其最终须归结为对受害者的巨额赔偿，虽然法律文本和学术著作一再宣称此种赔偿不是针对受害人，但其以物质手段抚慰受害人客观效果是不容抹杀的况且，在英国法世界里，惩罚性赔偿的特殊适用性仅在其特定的产生语境中是有效的，当出现了新的需要时，原有概念之间的既定界限趋于模糊亦不是不可能的。
私人妨害主要指妨碍他人使用或享受土地利益（use or enjoyment of land），如噪音、灰尘、震动、有害气体等不可量物侵入邻地，干扰邻地权人的正常生活，使其烦恼、痛苦、不舒服，甚至健康受损。与此相近的主题还有关于在1897年Wilkinson v. Downtong一案[6]中确立的故意引起的身体伤害（intentional physical harm）这一侵权形式的讨论。过失侵权中，精神损害亦于近来作为索赔的独立诉因得以认可{40}。换言之，对于未能或根本不能感受到乐趣之丧失的受害者，是否还有必要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这在英国是一个有着相当大争议的话题。
加害须直接针对原告{38}。而于此时，补偿已经越出了经济损失填补的既有内涵，负载了精神损害救济的功能。
二是防止课予被告或保险人过重负担。这说明英国法本身即蕴含了协调名誉利益与言论自由的内在机理。
第三，起诉人必须是自己亲自听到或看到事故本身或其直接的后果{42}。鉴于加重损害赔偿有引致概念混乱之虞，有学者建议：放弃所谓加重损害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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